和平醫院因為SARS被封院的事件,至今已經快九年了。SARS肆虐期間,造成數百人被感染,三十七人喪生,其中還有七名醫護人員因此殉職。我相信那是許多人心中的痛,其實,痛的還有我與我的家人。

2002年5月,我父親因為慢性阻塞性肺炎(醫學上簡稱COPD),造成氣喘以及無法咳痰,被送進淡水馬偕醫院急救。半個多月後,因為他的咳痰功能仍未恢復,必須靠抽痰來維持呼吸順暢,其中還一度因為痰過度淤積肺部,造成敗血症,我不得不忍痛簽下手術同意書,讓父親接受氣管切開術,方便由喉頭下方抽痰。7月,在以鼻胃管餵食營養品時,發現他的消化道有出血的情形,做了胃鏡檢查,證實是食道潰瘍,醫生開了藥給予治療,但也提醒我們:「隨時可能復發,要特別注意。」

然後,大約過了一年,2003年的6月初。當時正是SARS風聲鶴唳的期間,全家都非常小心,特別父親是肺部疾病患者。我們出門回來都會記得洗澡換衣服,然後把家裡整個消毒一遍,以免讓抵抗力已經很脆弱的父親受到感染。SARS果然沒有威脅到我們,問題是:我們發現他的消化道出血又復發了!

「不行,這種狀況,一定要馬上送他回醫院!」我本能地拿起必備用品,準備打電話請119協助送醫,但母親馬上制止,認為父親可能不進醫院還好,進去以後,誰能保證他不會被感染呢?我無助地望向姊姊,她聳聳肩,臉上的表情寫著「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」。

我遲疑了,最後決定再觀察一陣子。兩天後,卻發現父親的血壓在下降,手腳也愈來愈冰冷,此時我根本不管誰同意或不同意,第一件事就是打電話通知119。很顯然,最初發現父親有危險的我,錯了。是的,就是我一開始的決定,讓我的父親延誤了就醫的時機,讓他提早離開了我們。

記得送進醫院後,醫生為他進行了急救處理,同時也要我做好心理準備。於是,我在情緒還很冷靜時,簽下了好幾份放棄電擊、CPR、呼吸器的同意書。當時內科加護病房沒有床位,急救加護科醫師安排他到重症觀察區,為了給他保持體溫,不但替他蓋了三條毯子,還開了兩盞保暖燈。我跟姊姊到他的身邊去,在耳邊告訴他:「要加油喔!」那時父親的眼睛,已經是半開半閉了。聽到我們為他鼓勵,他又努力地想把眼皮完全撐開,眼眶盡是淚水。我跟姊姊也紅了眼睛。

凌晨四點,醫師找我去看監測儀器,說明雖然注射了腎上腺素,但血壓又開始下降,狀況很危險。我簽了病危通知單,心裡則是不斷地禱告。六點,卻聽到急診室一陣忙亂,醫師緊急找了我去看X光片,狀況變得很詭異。

醫師:「我對照了之前的X光片,發現他的肺部有一塊區域起了變化。嗯....我們要送他進隔離病房。」
我:「不可能!他怎麼可能感染SARS?!」

我的情緒開始失控,怎麼可能發生這種事呢?

醫師馬上安慰我,說COPD的病人,肺部本來就很容易起變化,他個人也覺得應該不是SARS。但為了慎重起見,還是將他送進隔離病房比較好。我順著他手指的方向,看到急診室外,已經有工人在敲敲打打建造臨時組合屋,作為隔離病房之用。因為,當時用來隔離的淡水馬偕後棟九樓與十樓病房,早已經人滿為患了。

「你回去休息吧,我會請他們在急診室架設畢錄電視,監看隔離病房內的狀況,也會有專門護士過去照顧,必要時我一定馬上趕去處理。」醫師大概察覺我六神無主了,趕忙請我回家去好好休息。我只好提著完全沒派上用場的住院用品回家。當時的我,好累,記憶中,從來沒有這麼累過。之後等了一整天,醫院方面沒有傳來任何消息。打電話到急診室,證實父親還在隔離病房,急救程序也還在進行,我無力做其他事,只好到網路上留言留了幾篇,然後去躺著休息,期間,還接了至少二十通打來關切的電話。

時間來到隔天,6月5日的凌晨四點。我被電話吵醒,話筒那頭傳來醫師的聲音:「你父親已經開始心律不整了,你們家屬要不要過來?」我趕忙接著問:「那我可不可以進去看他?」醫師遲疑了一下,告訴我如果只有一個人的話,他可以讓我穿著隔離衣進去。我抓了自己的包包跟外套趕到醫院。才在急診室外,就看到一位護士從隔離病房走出來,並且把身上的隔離衣脫掉。進了急診,原本圍在醫師身旁的護士,馬上都自動散開了。

「真的很抱歉,在掛上電話不久後,你父親的心跳就停止了。不過檢驗結果證實,他並沒有罹患SARS。」醫師的神情很凝重,我也可以感覺到他的歉意。而我,雖然早有心理準備,但突然聽到這個消息,還是覺得晴天霹靂。

父親的生命結束了。2003年6月5日凌晨四點,他在沒有任何親人的陪伴下,孤獨地離開這個人世。

SARS沒有直接肆虐我家,卻留給我和家人無比的傷痛與後悔,讓我無法陪父親走最後的一程...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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